兵团,我的魂牵梦绕地

作者: 骆世昌 来源: 兵团日报 日期: 2016-06-27

人过古稀,总爱忆旧。我是个平凡之人,却有过不平凡的经历,这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命运使然,但冷静一想,是兵团改变了我的命运。

落脚兵团

1963年,19岁的我从家乡广东龙川的佗城中学高中毕业。学生时代的我循规蹈矩,爱写爱画,算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我没被大学录取,原因是家庭社会关系太复杂。我的外祖父在1928年任龙川县县长,祖父是地主分子。

正当我走投无路之时,突然之间,离开家乡20多年的、在兵团工作的一个表叔,带着全家回乡省亲。见我能写会画,说兵团需要像我这样有点才华的人。后来,我随表叔来到了乌鲁木齐。

到了兵团后,表叔带我到一家单位的人事科去面试。管人事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文章和绘画作品,准备把我分到中小学去教书,但由于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很难登上讲台,就没当成教师。过了几天,我被安排到了五师。我的堂姐夫老康在五师,他问我想干什么。年轻的我口无遮拦地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在新疆广阔无垠的田野上开着拖拉机去耕种,是一件光荣的事。后来,组织上通知我到友谊农场(今五师八十九团)机务连报到。

想当拖拉机驾驶员,先得当两年农具手。当农具手,工作很艰辛,春耕秋翻时,坐在机车后面,尘土飞扬;寒冬腊月修农具,稍不小心,手上的皮肤就会和农机具上的铁块粘在一块儿。

在机务连当农具手还不满两年,1965年初冬的一天,我随机车去10多公里外的苇湖里拉芦苇。去时,我开车;装满芦苇回来时,刚从无锡的一所农机学校分来的技术员小吴开车。其时已是凌晨,四野俱黑,在急速行驶中,我们都没看清小路上有一条秋灌时挖的渠沟。“砰”的一声,机车高高地跳了起来,我和小吴同时侧身落地,小吴因紧握着方向盘,没什么大碍,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则滚落在地下,机车的后轮轧过了我的臀部,我当即昏死过去。

我当时没被轧死是因为穿了一件厚重的羊皮军大衣,我被确诊为盆骨粉碎性骨折和后尿道断裂。当时,我的伤情惊动了正在熟睡的团政委孟昭宪和团长蔡清源,他们指示汽车队派出最好的司机把我送至师医院。医生马上对我进行了手术,主刀医生是外科主任林中奇,他白天已做了3台大手术,4时在酣睡中被叫醒。手术时,医生刚切开伤口,发电厂意外停电。没了无影灯就无法进行手术,只好用止血钳止血,但血流不止,机务连跟我血型匹配的青壮年职工全部赶到医院为我献血。两个小时后来电了,但全麻的药效已过,麻醉师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全麻。在短时间内进行两次全麻,几乎是医学上的禁区,很可能导致患者术后痴呆。医院叫当时唯一称得上是我亲人的堂姐签字。无奈之下,她也只好含泪签了字。

手术后我清醒过来,主治医生来查房,他以为我会痴呆,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我有气无力地回答:“你问我这么简单的事儿干什么呀?床头上不是挂着写了我名字的病号牌吗?”

我接受了盆骨复位和后尿道吻合术后,要使盆骨真正复位得有一台悬吊牵引床。当时师医院外科还没有这个康复装置,但采购员采购到了,货已到了乌鲁木齐。于是,师医院派出专车去乌鲁木齐拉回了悬吊牵引床。经过45天的悬吊牵引后,我能像初学步行的孩子那样,由护士驾着肩膀学走路,避免了一边高一边矮的跛脚现象。

因祸得福

出院后,经医学鉴定,我被定为“三级残疾”,结论是不能干体力活。相关部门给我发了残疾人证。

在回到机务连的一个多月里,李洪伟指导员和王连成连长天天叫我在食堂里吃病号饭。李指导员跑到团部对孟政委和蔡团长说:“小老广(可能是我1.64米的个子太矮,当时全团认识我的人都这样称呼我)不能干体力活了,他是个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就叫他当我们连里的文化教员吧。我们连里只有一个会计,还没文教呢。”于是,伤好之后的我,就当了机务连的文教。

文教的任务是搞宣传,组织劳动竞赛,写一些材料。我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为了搞好宣传和组织好劳动竞赛,我叫木工师傅做了一块长4米高2米的大黑板,立在食堂门前,每周出一期黑板报。黑板报的三分之二用来摘抄要闻、小故事、诗歌,剩下的三分之一用来公布一周的机车出勤情况。我跑到博乐市的新华书店买来《黑板报报头和装饰画册》,跑到文具店买来彩色粉笔,精心设计,认真抄写。职工来食堂吃饭,就端着饭盆站在黑板前边吃边看边议论。不出半年,我编抄的黑板报在整个团场都小有名气,团场宣教部门组织其他连队的文教来观摩学习。

一年之后,因团场宣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团场宣传部门。事务虽然繁杂,但离不开写和画。凭着学生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我边干边学,文字功力和绘画技能有了不少长进。

如此干了几年,我的体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团场中学的协理员兼校长宋伯宽把我调到学校当了美术教师。当时,我已在五师的《战旗报》上频频发表一些小小说、报告文学、人物通讯。一天,时任五师教育局局长田献奇来学校巡视,他问宋校长说:“小骆在你们学校教什么课?”宋校长说:“教美术。”田局长说:“你真糊涂,应该让他教高中语文。”这样,我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当上了高中语文教师。

没受过大学正规教育的我去教高中语文,初登讲台时,心中发怵,但几周下来,学生很喜欢听我的课。想来,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是我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骆梅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他一生都在龙川一中教高中语文,我从小就在他的监督之下熟读了许多唐诗宋词和古代散文。二是我从小爱读课外书,特别是爱读苏俄文学和英法文学,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以及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只要我能找到的,都读过了。三是我的家乡龙川,出了个当代有名的文学评论家肖殷,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家,后任《人民文学》编辑室主任等职,他曾极力向编辑推荐王蒙的成名作《青春万岁》。他是我父亲年轻时的好朋友,年轻时在广州求学曾得到过我奶奶的资助。1959年至1962年,他每年夏秋两季都回家乡写作,我上高中时常到他家玩,他闲下来就与我谈写作谈文学,他见我字写得端正,有时也叫我给他抄稿子,耳濡目染,自高中起我就试写过不少小小说、散文。四是我给学生上课,从不照本宣科,从不局限于参考书中的资料,总是融入与课文有关的知识。

但无大学文凭,站在高中的讲台上始终心虚。于是我边教边学,参加了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函授班,获得了大专文凭;1982年考入了兵团教师进修学院,脱产进修一年。当时,在广东的文学评论家肖殷与我通信,鼓励我向大刊物投稿。从奎屯进修回来只教了一年书,五师报社就把我调入了报社当编辑,主要负责编辑报纸的副刊。

梦回兵团

年近40岁时,我得了荨麻疹,一入秋冬,身上就奇痒难忍,折磨得我日夜不得安宁。到师医院看皮肤科,医生说:“小老广,你还是回广东去吧,或许温暖的南方会使你的病情得到缓解。”犹豫再三,我还是向组织打了请调报告。管组织和人事的干部在我的报告上批示:骆世昌是兵团培养的人,不宜放行。政委孟昭宪却表态说:“小老广是个好同志,他有病在身,还是让他回去吧。”

1985年3月,我携妻子儿女调回深圳,先分到西乡中学任教,3年后调入深圳市名校宝安中学。

在回到深圳直至退休的20余年的岁月里,由于兵团作协把我的创作档案转到广东作协,我一边教学,一边创作。由于自己喜欢写作且在高考作文的指导上摸索出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一直被学校领导安排在高三毕业班教学。在文学创作上,我专注于青少年学生成长的题材,作品多数在《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少年报》上发表。63岁时,我在深圳退休。

在我44年的工作历程中,有22年的岁月是在新疆兵团度过的。

回到深圳后,因为青春的印记铭刻于心,因为对新疆兵团的无尽怀念,我的梦中总会反复出现团场连队的场景,并经常与那些故人在梦里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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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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