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是中国北方黄土高原最具代表性的民居，蕴含着北方民族穴居的历史遗风，黄土高原上的黄土面积广袤，土层深厚，土质结构紧密，直立性好，适宜凿居而住。“峰头辟土耕成地，塞畔剜窑住作家”。这是古人对黄土高原耕地和窑洞的写照。在陕西老家，我见到的窑洞有三种：一是土窑，依坡就势。选土质好、向阳避风地带，削平岩面剖开坡体，深挖三五米凿成洞型，安上门窗，一孔新窑即告成。这是最普通的窑洞。只要有劳动力不需要多少投入；二是砖窑，稍有钱的人家或将土窑洞从里面用砖覆盖，或用砖箍成窑型再填土复盖成窑；三是石窑，是比盖砖窑更有钱的人家住的，一色的青石砌拱，洞口用砖或石切面，谓接口窑洞，使窑洞更坚固更整齐美观。窑洞的优点一是充分利用了黄土高原的地貌，因坡就势不占用平地；二是坚固耐久，冬暖夏凉；三是造型简洁造价低廉，不用很多的材料。上部拱圆，下方端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中“天圆地方”一说，有安稳圆满之感。其建筑风格古朴、凝重，与黄土丘壑谐和融贴，浑然一体，很能体现陕西人，主要是陕北人朴实、内敛、含蓄、深沉的性格。陕北人谈论家道的富足程度常常用有几孔窑或“有几窑粮食”来衡量。

我家住在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交界的塬上。塬上有沟壑坡坎，有窑洞。我家的窑洞不是在自然的沟坡上挖的，是在人为造成的凹地上挖成的。不知多少年前，村人为了防匪防兵、防外族的入侵掠扰，在村子的四周就地起土筑墙，在村子的西北角挖出一个面积有两亩地大，深有五六米的大坑，土筑了城墙，坑留了下来。也不知我祖上的哪一代到了这里，就在这个大坑的北边向阳的一面挖了一个窑洞，成了我们的家。我就出生在洞里，在这个窑洞里穴居度过了我的童年。

这是最原始、最简陋的一个窑洞，深有四米，宽有三米，靠窑外一个土炕，土炕连着灶台，里面还挖了一个拐洞，放些杂物和粮食。窑洞的上面和四周虽然已被烟气熏黑，但挖窑时镢头的痕迹仍清晰可见。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个在这个窑洞里艰难地度过了几年。那时大姐才10岁，小妹才两三岁。为了求人家的磨子磨面，母亲不知要跑多少趟。求爷爷告奶奶，说好话看眼色。记得有一次推磨磨面，大姐在里圈靠着石磨推，不小心手指让石磨碾了，指甲掉了，露出血红的肉，血在流，疼得在地上打滚，母亲抱着姐姐眼泪直往下流，还不许姐姐大声哭，说是在人家家里。怕人家听到了不高兴，不让我们磨面。

我们那里的井很深，几十丈，盘起来的井绳那时我扛不动。从井里打水叫“搅水”，井绳搭在轱辘上，一边是盛满水的实桶往上走，一边是倒掉水的空桶往下走，实桶重空桶轻，为防止井绳下滑，空桶这边要有一个人往下拽，“搅水”是重活，要有力气，一般都是青壮年男人，拽绳的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为了吃一桶水，母亲要给人家说好多话，帮人家拽半天的井绳。

半夜里，母亲常常点起油灯，和我们三个光身子灭臭虫，窑洞的墙上留下一道道臭虫的血迹，那本是我们母子四个人的血啊，这些该死的臭虫也专门捡穷人欺负，天一黑，灯一灭就跑出来，咬得我们浑身都是疙瘩。

窑洞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是在春天的崖畔上。这两亩大的坑里还有四孔窑洞、住着另外几家康姓本家，窑外面的平地上在家的门前，父亲种了两棵石榴树，一棵柿子树，我记得有大人的胳膊粗，春天火红的石榴花，秋天红石榴、红柿子，虽然果实不多，也让这贫瘠的院子里显出几分生气和喜庆。最让我高兴和雀跃的是开春，在我家窑洞的崖畔上生着一片酸枣棵子，棵子前面靠窑洞门上面，长着一丛丛的迎春花。它的枝条细长柔软，有一两米长，搭在窑洞的门上，像农村姑娘、媳妇额头上的刘海，雪刚化完，酸枣棵子刚刚露出点点新绿，一夜春风，迎春花开始绽放了，那黄色的花蕾一点一点像晚上天空的星星，那一朵一朵的黄花论个体并不起眼，也没有多少香味，但连成一片，连成一串，在早春，在这光秃秃的黄土崖畔，对于在土窑洞里窝了一冬天的我来说，那高兴劲就别说了。我常常爬上崖畔去折迎春花，为此也挨了不少的打骂。大人总是怕孩子从崖上掉下来。

解放后村里给我家分了10亩地，紧接着父亲去世了，紧接着又合作化了，土地都入了社里。窑洞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惟一家产。母亲再嫁带着姐姐和妹妹，我是男娃得顶康家的门户，不能改姓，不能跟随，成了生产队的五保户。开始是每年给600斤小麦，后来我上中学了，吃食堂了，改由每月从队上背粮食到学校入伙，那时背的都是玉米面，每月30斤，到学校交给食堂换成饭票。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到队上领粮，村长把我叫到跟前，很郑重地拿出一元钱说，这是经过村里讨论的，你现在住校，窑洞也用不上了，队里买了些羊，没有羊圈，就圈在你家的窑洞里了。窑里值钱的就是那扇木头做的门，大家评了个价，值一元钱，现在给你。以后学校放了假，你回村就和饲养员住在饲养室的土炕上。从此，收了这一元钱后，我家窑洞的所有权再也不属于我家了。上完高中，考上大学分配工作到新疆，一晃就是30年没有再回过村子，也就没有再进过那已不属于我家的窑洞。

１９９２年母亲去世，处理完后事，突然想到村子去看看，姐姐和妹妹都很高兴，一同陪我到了村里。原来高低不平的地块都已规划成了条田，弯弯曲曲的小路找不到了，路也不认识了。一条五六米宽的街道，两旁整齐的盖着各式瓦房，街道两边植了两行柿子树，果实满枝头。我儿时曾在里面戏水的涝池不见了，涝池旁三棵高高的白杨树也不见了。靠着姐妹的指引我们来到我家的窑洞前，我认不出来了。坑快填平了，院子没有了，石榴树和柿子树不见了，酸枣棵子和迎春花不见了，在我记忆中那高高的城墙已荡然无存，在我们的前面只留下三四孔只有小羊小狗才能进得去的土洞口。姐姐指着中间的那一口说，那就是咱家的窑。随我一同回陕西老家的二女儿吃惊得“啊了”一声，她怎么也不会相信眼前的这个土洞洞，就是她的父亲、她的姑姑和她刚去世的奶奶住过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连我也有点不相信了。姐姐和妹妹絮叨着我离家后30多年村子的变迁，乡亲邻里的变迁，一边说一边流泪。看着眼前这窑洞，想起早就去世扛了一辈子长工的父亲和受了一辈子苦的刚刚去世的母亲，想起小时候艰辛的生活，我和姐姐妹妹都哭了。（完）（韩俊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