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场没有人不知道老盛这个人的。

那年月，电影放映员，一个令全团大人小孩都十分敬重的人。老盛，团场的一名放映员，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常年为团场几千号人放电影。

儿时起，看电影成了我最快乐、最高兴的事。老盛给团场所有人带来了欢乐，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老盛每次放电影，团场男女老少都像过年一样兴奋，看电影成为那个年代人们最好的精神食粮。我们这些在团场长大的孩子，最爱看老盛放打仗的电影，《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等，不知看了多少遍也百看不厌。一部电影看的次数多了，电影台词我们几乎脱口而出。如果放了暑假，一帮无事的小孩在外玩耍，自然而然就会分成两拨，扮演八路军和日本鬼子玩打仗的游戏。扮演八路军的一帮小孩头戴树枝编成的草帽，左臂写上“八路”二字，用树枝做刀枪；扮演日本鬼子的一帮小孩，脸上用我们写大字的墨汁在嘴唇上左右涂上八字胡，腰上别着用木片制成的日本指挥刀，两军对垒。于是，双方战斗打响了，常常是“日本鬼子”被“八路军”打得抱头逃跑。电影就这样伴随着我们长大。

老盛放电影技术水平高，每次放电影，几乎没有断过片子。那时，在团场放电影，老盛用的是一台老式的单放电影放映机，放完一盘拷贝，再重新换上另一盘拷贝，中间停一会儿才能看，老盛为了使电影放映过程不停顿，在上一盘拷贝即将放完时，老盛已把下一盘拷贝拿在左手上，用右手拉出一段电影胶片，上一盘拷贝胶片转完最后一圈时，只见老盛用右手把那段胶片准确快速地塞进转轮，银幕上只是暗了一下，瞬间又亮了起来，紧接着声音响起来，片中的人物又重新出现在银幕上。看不出有一丝的忙乱，周围的观众有时也为之拍手叫好。

老盛对团场所有人都一样热情，脸上成天都挂着笑容，白天碰见他，团场的职工就会问他，老盛，今天晚上看什么电影。老盛一笑，说，你看了就知道了。如果是我们这些小孩问他，叔叔今晚放电影吗？老盛就会故作神秘，笑而不答，或者说放打仗的电影，我们听了，就会高兴得一蹦三尺高，高高兴兴地把放电影的消息告诉父母。在那个年代，团场没有像样的电影院，只有一个四周没有围墙的露天电影院。在场地中央的前方，常年竖着两根又高又直的树干，这就是挂银幕的地方。到了下午，老盛会把银幕高高挂在两根树干之间，不用告之，路过的行人便知道今晚要放电影了。看电影，最兴奋的莫过于我们这些孩子，下午一放学，把书包往家里一扔，迫不及待抱着凳子就往电影院跑，抢一个好位子，去早了，可以占到前排中间正对着银幕的位子。那个年代，团场家家户户都备有大小不一、高高低低的自制木凳，到了地方把木凳放在地上。有时害怕位子被别人挤占，我们会自作聪明地在木凳四周用树枝使劲划出一个个方格，以此来证明这是我们的势力范围，别的小孩不得侵占。

在我的脑海里，记忆最深刻的是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团部那个露天电影院来看电影的人比往常多好几倍，人挨人。那天，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天上的星星眨着眼。老盛的身影和他那辆拉电影放映机的小马车还没来，人们等得有些焦急。到了下半夜，老盛和他那辆小马车终于出现在电影院门口。原来，老盛想让一个偏远连队的职工、小孩看上这部电影，就决定先在那个连队放。电影放映一结束，老盛急急忙忙赶着马车往回走。经过一条大河，马怕水，不敢下到河水里，老盛不顾有胃病在身，跳进冰冷的河水里，双手拉着马绳，马踩伤了老盛的一只脚。老盛强忍疼痛，牵着马上了岸，想着团部还有许多人等着看电影，老盛不顾伤痛扬鞭催马往回赶，到了电影院，老盛一瘸一拐把放映机架好，开始放电影，银幕上卖花姑娘求人卖花的身影以及那凄美的歌声深深打动了人们，花妮在哭诉，银幕下的观众也在哭，哭声一片，我也哭了。

老盛用真情感动了人们，团场人也用行动报答他。老盛因为有胃病，常年放电影，饮食得不到保障，饥一顿、饱一顿，最后得了胃病，住进了团场卫生院，要做手术。团里派人到师里接来了最好的医生，但急需血浆，职工知道后，不用动员，好多人涌进了卫生院献血，记得我母亲也献了血，老盛很感动，病愈后，他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答谢那些为他献血的人们，团部广播站连续广播了好几天。

看电影成了团场人在那个年代最大的享受，老盛也成为团场最受尊敬的人之一。（完）（韩俊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