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建设和田篇》）

他们是中国军人，59年前，他们挺进新疆，穿越沙漠，解放和田；他们是兵团战士，1954年，他们集体转业，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建设和田。他们一生都没有脱下过黄军装。他们的信条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最爱唱的歌是《走，跟着毛泽东走》，因为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就是家——

战士的名字叫忠诚（续）——

谨以此文献给解放和田、建设和田的四十七团老战士

新的使命：屯垦戍边

1952年2月，人民革命军中央委员会的一道命令，从伟大首都北京飞往祖国边陲重镇乌鲁木齐：

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部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成为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为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为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此令

主席 毛泽东

1952年2月

对十五团来说，1953年部队整编是战士的一个重大选择，当时团里规定，30岁以下的，身体健康的战士可编入国防军，而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则编入生产部队。当时在做生产参谋的车风岗想到国防军，他的条件也符合，就托作战参谋高焕昌去找黄诚说说。黄诚一口回绝，说，车风岗可是十五团惟一学过农业技术的技术员，他不能走。车风岗回忆说，当时心里也有情绪，但黄诚在全团整编大会上的一席话，彻底征服了我。至今我还记得黄诚的原话。接着车老就慷慨激昂地为我们模仿半个世纪前黄诚的那段讲话：“我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战士，现在有两大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一是保卫边疆，二是建设边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党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不管是到国防军，还是到生产部队，都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我们决不能辜负了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期望。”

台下一片喊声：“一切行动听指挥，党指向哪，就打到哪。”

“走，跟着毛泽东走。”

这时，屋里的电话铃响了，车老的女儿去接电话，原来电话是农十四师老干局的宋主任打来的，是问兵团日报的两位记者找到车老的家没？宋主任问，你家谁在这么大声说话。车老女儿说，我老爹呗，他一说过去的事，就动感情。

车老那天真动了感情，泪花不时在眼眶里打转。

车老介绍说，听了黄诚的报告后，不少战士都想到生产部队来，因为担心到了国防军，当几年兵后就要复员，回到老家又是农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生产部队多好，可以当一辈子兵，是一辈子不复员的军人。那时，湖南、山东女兵也来了，还可以讨个媳妇。有位战士担心被分到国防军，夜里用斧子将右手食指砍了去，这样就打不成枪，自然去不了国防军了。

车风岗老人说，他对这一选择终身无悔。

当时，十五团在和田组成了一个国防营和和田军分区，其余的500多人也编成一个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一师农三团，十五团团部改为农三团团部，十五团番号撤销。十五团在于田、洛浦、和田开垦出的3.4万亩土地无偿交给当地人民政府。1955年4月，该团成为农一师前进农场墨玉分场，1956年成为和田地区昆仑农场，1982年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农场管理局四十七团，如今的名称是兵团农十四师四十七团。

在四十七团，团领导对我们的采访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兵团日报对四十七团屯垦戍边的一次抢救性挖掘，因为如今仍然健在的老战士也就20余人。我们的采访主要集中在团老干所，因四十七团的老战士大多居住在这里。这些老战士向我们讲述了屯垦戍边的故事……

对留在农三团的每一位战士来说，这是一次人生抉择，是角色置换，手中的枪杆子变成坎土曼，心理不可能没有变化，我一直想窥视到他们的这段心理路程；触摸到他们的不平静的情绪，这样，人物才更多彩，更丰富。没想到，采访到的老战士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我们是党的部队，党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这是这次采访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他们平静地说，国防军守边防，我们种地，是一个部队在执行的两项任务。我们的心灵再一次被平静的回答震撼了，平时对战士的理解只停留在“军队最基层的成员”这一平面的字面上，其实战士是立体的。采访了四十七团的老战士，我对战士的理解更加丰富了，战士要具有忠诚的品质，四十七团的老战士是中国军队最优秀的战士，他们具备忠诚的品质。

“变战斗英雄为生产模范”是当时农三团的口号，但在张远发眼里，这就是两场战斗要争取的两个目标。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战斗结束了，接着就是大生产的战斗，是一场接一场，英雄就是模范，模范也是英雄。

“一挺机枪从阿克苏扛到和田”几乎成了张远发的代名词。张远发还有一个更响亮的绰号：“坎土曼大王”。对这个绰号，张远发觉得很荣光。转入大生产后，部队用废铁打制坎土曼，张远发觉得太小，抡在手里不过瘾，就自己掏钱（一个银圆券）到铁匠铺打了一把3公斤重的大坎土曼（这把坎土曼用了15年），他一人干三个人的活，一天挖花生4亩至5亩，一坎土曼一窝。拾棉花也是第一名，一天能拾100多公斤。拾棉花、大会战、开荒地、修大渠，工地上没了张远发，连土广播也哑巴了。张远发自嘲地说，那时我就是为了立功，广播上越表扬我，我越有劲。我每个星期都能吃上“英雄宴”，我吃得多，一顿吃7个大白面馒头。能吃就能干，挖大渠我一天挖8立方米。我真正的休息就是到和田参加劳模大会，胸口的军功章像扇子一样一大片，一走当当响，好自豪呀。张远发的军功章多，奖励的瓷缸、毛巾、背心更多，有一次团里有四对新人结婚，他一下送去4件背心。

采访张远发那天，他穿一身黄军装，戴着黄军帽，原以为他是为了配合采访刻意穿的，一问才知，张远发一年四季都穿黄军装。年轻时，他被誉为“战士歌手”，那天，他为我们唱了一首歌：

劳动的歌声满山遍野，/ 劳动的热情高又高， /生产劳动猛烈地展开，/ 困难把咱们吓不倒。 /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土地自己开荒，/ 没有房屋搭起帐篷，没有菜蔬打野草。/ ……

人民向我们欢呼，祖国给我们勋章，/ 这是无比的奖赏，这是不朽的荣光。

老战士李炳清这些年成了新闻人物，2006感动兵团年度人物评选揭晓时，他和战友刘来宝在电视屏幕上频频亮相，展现了四十七团老战士的风采。采访李炳清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三大任务”。从这“三大任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战士的忠诚。

部队集体转业后，李炳清在连里一直从事着保管工作，这个工作最需要的是责任心，这一点李炳清具备。在穿越大沙漠时，他是班长，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尽职尽责的习惯。宿营，他放下背包就去忙着挖厕所，战士入睡了，他要为每人灌满水壶。天一亮，他又忙着填厕所。本来保管在团场可以编入干部序列，算是个排级干部。他一直干着，也没任命。1970年领导找他谈话，说交给他一个任务——携家带口去看水库大坝。当时他心里有那么一瞬间犹豫：因为保管是干部（尽管没任命），去看大坝就是职工了。仅仅是一瞬间，他又想，这是领导交给的任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去，坚决完成任务。这一去，一直干到离休。他离休后的工资是1500元，而干部的离休工资则是2700元。有人说他当初不该去看坝，就是去看也要组织部门给个排级干部的名分后再去，这一“傻”，每月就少了1200元。而李炳清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想想牺牲的战友，我一个月拿1500元就知足了。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如果1949年那场战役我不是因困得不行在战壕里睡着了，早和战友一道“光荣了”。（他睡着了，误了吃饭，一颗炮弹落在吃饭的战友堆中……）

1999年，兵团组织部门组织四十七团老战士去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参观，在石河子广场王震铜像前，老战士排列成一个方阵，向司令员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李炳清代表老战士向司令员汇报：

报告司令员，我们是二军五师十五团的战士，我们胜利完成了你交给我们的屯垦戍边的任务，你要求我们扎根边疆，子子孙孙建设新疆。我们做到了，现在我们的儿女都留在了新疆，都留在了和田。我们没有离开四十七团。

司令员，我们四十七团的老兵为您唱首歌吧。“红旗飘飘……预备唱。”

老战士们用洪亮的嗓音一起唱到：

红旗飘飘，/ 人人都高兴， /全中国的老百姓欢迎解放军，/ 敲锣打鼓唱歌又跳舞， /咳， /庆祝全国人民大翻身。/ 哎……

我们永远是战斗队，/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争取世界永久和平。 哎……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扩大生产为人民，/ 遵守纪律团结各民族，/ 建设我们的新新疆， 咳，/ 建设我们的新新疆。

2007年，农十四师政委何玮来到李炳清的家，首先问李老的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坐车？李炳清回答，身体可以，坐车没问题。领导思量再三后说，现在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没等领导细说，李炳清用一个战士的语气回答：“保证完成任务。”领导说，这次你是代表全兵团的老军垦战士去见一位中央首长。李炳清坚决而又果断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三大任务是李炳清一生的精彩浓缩，展现了一个战士的应有品质。

老战士王传德并没有给我们讲出多少故事，他屋里的两幅画倒是引起我们注意。两幅画都是从不同年份的画报上剪下来的。一幅是那张著名的“军垦第一犁”；一幅是联合收割机在麦海里驰骋。两幅画贴在一起，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王传德不善言辞，倒是个有心人。他说，那时我们的理想就是那句顺口溜：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吃穿不用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问，你们当时信吗？他回答，信，咋不信呢？这不都实现了。那时干活累得要死，广播筒一喊这句顺口溜，劲就来了，豁出命地干。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在四十七团屯垦戍边纪念馆里，一张姑娘的照片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黄玉梅是1952年来的山东女兵。第二天我们来到她家。

山东女人的性格都差不多，说话不藏不掖的，竹筒子倒豆子。

“报名参军时说是来上学的，学3年。到了和田后只学了一个月就分到这儿。那时我们都闹情绪，天天哭，晚上一闭眼就梦到回到了老家，可一睁眼又是在这里。没多少时间，我们也就适应了。那时开荒造田真叫累呀，用坎土曼挖地，一天也不知挖多少，反正是不停地挖。后来有了木犁（在纪念馆我们见到了木犁实物），就人拉木犁开荒，再后来有了马拉铁洋犁。全连就我一个女兵扶洋犁犁地，那时我常常和男兵比着干，山东人二杆子。”她一阵大笑后又接着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天已经热了，我们男兵女兵还穿着棉衣棉裤在地里干活，棉花都露出来了，走起路来呼嗒呼嗒的。浇水七天七夜不回营地，晚上没有马灯，就用树皮扎火把照明浇水。女同志来例假没人吱声。我们女兵班是连里的模范班，清一色的山东女兵，干起活来都拼命。”

说到这儿，她伸出手让我看。说：“你看这手都变形了，这都是干活干的。”的确，黄玉梅的手指弯曲、骨节突出、粗糙如砂纸。

“四十七团女人的手都是这样。”她说，“1955年我参加了兵团首届劳模大会，1956年我又参加了自治区劳模大会。这都是干出来的。四十七团的山东女兵至今都保留着两样东西，一是参军时的解放军胸章；一是挑沙挑肥的扁担。”

这两样东西浓缩了山东女兵的精彩一生。

张秀英是四十七团惟一去北京开过会的女劳模，所以，颇有名气。

上世纪50年代四十七团开荒大生产那阵，张秀英是三连突击队的队长。那时的干部都是干出来的，一天翻地定额是3亩，她非要翻4亩，打埂子定额是150弓，她非要打300弓（一弓等于1.667米），拾棉花打擂台，她一天拾了150公斤，推沙包一天推了30立方米。她生丫头时，按规定可以休息56天，可她休了50天就待不住了。听到广播筒里喊定苗大比赛，她去了3天，是戴着大红花回来的，心里那个高兴呀。

1958年她去北京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这是她一生的最高荣誉，《四十七团志》有记载。

在四十七团的街道上，你会经常看到一身黄军装的老人在散步，何海成是我们没有去采访的几个老战士中的一个，干休所所长舒万富说，他年龄大，说话不清。他一辈子没找过女人，就这么冷冷清清过了一辈子，现在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团里派人每个星期给他洗一次衣服，打扫一下房间，给他洗一次澡。吃饭就在团部饭馆里，每天到了钟点，他就会去吃饭，饭馆老板娘也尽量给他换着样儿做。他一天到晚也不说一句话。何海成1949年牵着骆驼从阿克苏到和田。他笨，用坎土曼挖地总挖到脚，所以连队安排他打扫马厩、厕所，是连队的四角人员，也许是工作关系，他成了沉默寡言的人。

单世望听说我们要来采访，特意把前年从和田军分区军人服务社买来的黄军装穿上，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他话语极少，也问不出什么故事，他说他是十五团一营一连三排八班的战士，在于田开过荒，在昆仑山上修过路。他成过家，1994年老伴去了，一生没儿女。现在就这么一人过着，有时做点吃，有时下下馆子。

在四十七团老干所的大院里，我们经常看到一位老人推着空轮椅在散步，一瘸一瘸的。他叫徐安录，大生产那年，用战马拉犁开荒因战马从来没拉过犁，不适应，惊了，拉着铁犁疯跑，犁刀就将徐安录的腿划断了，成了终身残疾。所长舒万富说，老人最关心的事就是缴党费，一到月底，就催儿女去缴，有时不放心，要催好几次。

老战士郭焕没有住到团老干所，他住在二连。我们到他家时，他正爬在高高的梯子上摘葡萄，浑身上下都是土。他说他舍不得离开连队，这里有他开垦过的土地，他在这里心情特别愉快，老人就活一颗快活的心。与郭焕一样，老战士宋子善也住在二连，他1955年到二连，一直没离开过，老伴是山东女兵，瘫了十几年了，只能坐轮椅活动。住在连队的还有张敬喜，去采访那天，他血压升高，我们不忍采访他。老伴邢桂英具有典型的山东人性格，快人快语，给我们讲了不少山东女兵的故事。其实，这三位老战士的子女都在外地给他们买了房，他们不去住的原因很简单，“是舍不得累得半死的这块土地”。这是邢桂英的原话。是的，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付出了青春和热血，用大半辈子的生命将荒原变成良田，他们将整个生命交给了这块土地。

将生命交给土地的地方叫“三八线”。“三八线”其实就是四十七团的坟场，在二连与一连之间。在距“三八线”几百米的地方，长着一棵一人搂不过来的参天大白杨，像是哨兵守卫着。1955年，战士周元爬到一棵大桑树上割桑条（编筐子用），爬树前将自己的坎土曼把子朝天立在那树下，谁知，悲剧就在一瞬间发生了，周元不慎从树上掉下来，恰巧就落在坎土曼的把子上。把子穿进他的身体……这是十五团集体转业后因公牺牲的第一个战士。于是团里将战士们开出的一块条田作了墓地。至于墓地为什么叫“三八线”；李炳清的解释是，那时战士们都知道抗美援朝时有个“三八线”，于是就起了这么个名。巧的是这块条田是个方阵形，宽300米，长800米，正好与“三八”吻合。“三八线”方阵的四周是战士们亲手栽种的防风白杨，“三八线”里的一个个坟头排列有序，横竖成排，在这个由坟头组成的方阵里，有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就差司号员了。”李炳清说，“100多名战友埋在了这里。”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孙春茂的名声很响，他是十五团有名的神枪手。在开荒造田时，孙春茂在草丛中解手时被黑蜂蜇了，人没送到医院就死了。他是团里的劳模，当时人们将他的事迹还编成了快板：

孙春茂，四十三，/ 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 /骆驼刺，棉花尖，/ 绿肥积了四千三，/ 打野猪，改善生活也不差 /……

据张远发回忆，不管白天还是夜里，只要听到苞谷地里有响声，他一枪过去，准能撂倒一头野猪。

老战士宋常生是连队的饲养员，负责喂养种公牛。1964年元旦那天上午，他老婆刚包好饺子，宋常生说给牛饮了水再回来吃。他和往常一样，将牛缰绳拴在腰间，背着手拉着牛往河边走去。不知怎的，公牛突然发怒，用两支锐利的犄角生生向主人顶去……

悲剧发生后，宋常生的老婆呼天抢地，说老宋走时连个饺子也没吃。

邢桂英在给我们讲述文化学故事时，我追问了几次，“文化学”是哪几个字。她说：“就是学文化，倒过来就是。”我还是怕将英雄的名字记错，晚上在招待所查阅四十七团进疆老战士名单时，果然在500余人中查到了文化学。

文化学是一连的副连长。邢桂英说：“我最服气最敬佩的人就是文化学。那时连里已经来了不少山东女兵，一般情况下，山东女兵来例假、有病都不请假，隐着、瞒着。实在扛不过去了，才请回假。那时我是女兵班班长，有一次一女战士病倒了，我就向副连长文化学请假。你说文化学说了句什么？他说你们女兵太娇气，苍蝇咬一口，蚊子弹一蹄就病了。当时我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副连长的‘歪文化’还真多，堵得人说不出话来。话说回来，文化学干活没说的，哪个班干活落后了，他去猛干一阵。准能撵上别的班。有一次他发烧了，烧得厉害，人们要用担架抬他去医院，他又是那句话：不就是苍蝇咬了一口，蚊子弹了一蹄吗。后来他烧得走路都晃，人们强行把他摁到担架上往医院抬。半路上，他跳下担架，骂人，硬说自己没病。3天后，文化学就死了，文化学是我最佩服的人。”

吴永兴也是一位副连长，由于参军前做过木匠，战士都爱称他吴木匠。1959年11月底的一个黑夜，二连要冬灌，由于是刚开出的荒地，所以水一灌到地里，从地里钻出黑压压一片老鼠，吱吱乱叫乱窜。吴永兴在渠边巡查时，发现水都顺着老鼠洞流进地底下了。他赶快从麦场抱来一大捆麦草，投到洞口，用脚往下踩。不料，他一下掉进老鼠洞里，再也没能上来。后来人们发现渠岸上只有吴永兴的坎土曼而不见人影，就报告了团长王二春，王二春下令停水营救。人们挖开老鼠洞，发现吴永兴的脖子被树根紧紧卡住了……“是老鼠洞要了吴木匠的命呀。

营救的人们无不落泪叹息。

还有一个老兵叫季雨亭，是一连的司务长，1990年他患了重病在团卫生队住院。眼看不行了，他爱人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季雨亭说：快把卫生队的账结了，不要欠公家一分钱。他爱人说，放心吧，我会去结的。季雨亭坚持让爱人马上去结账，等爱人结了账，他才瞑目。
一位姓吴的老战士只有一个儿子，他离休后，在和田管理局工作的儿子把父亲接了过去。老人临终前对儿子提出的惟一要求就是他死后一定埋到四十七团“三八线”。活着和战友在一起，死后也要和战友在一起。下葬那天，四十七团老战士都来了，一人带着把坎土曼……

在四十七团，常听人们说起“五王”。这“五王”都是老八路。

王二春是四十七团的团长，十五团穿越大沙漠时，他是一营三连连长，1941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入党。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常年下连队，交通工具就是一匹马。到了连队，赶上了就吃饭，他从不吃小灶，拿两个馒头一根大葱往墙角一蹲，边吃边听汇报。如有哪位职工给他送点蔬菜西瓜什么的，他准会臭骂你一顿，按价付费。有一年他连续半个月在连队检查生产，女儿没人看，结果女儿爬到靠在墙上的一架子车上，不料，车架子倒了，将女儿压在车下。

王交角，原名猴军。1944年参加八路军。自打参军起，他就是喂骡子、牵骡子，他爱骡如命。他从来没骑过骡子，都是用骡子驮伤员，驮武器。每次宿营，他自己顾不上吃饭，先喂骡子。穿越大沙漠时，他牵着骡子从阿克苏走到和田。开荒造田时，他驾驭着双骡双铧犁，一天一夜开荒几十亩。后来他当了班长。他不爱说话，也没批评过人，他当班长就是带头干，干得比别人多，干得时间比别人长。那时他不会说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后来要提拔他当排长，他说啥也不干，因为开会排长要说话，他只会干不会说。由于他资格老，工资每月60多元，在团里算高的。可他有4个孩子，爱人又是家属。当时团里有规定，凡是人均不到12元的老战士家庭，可以享受团里的补贴。王交角不要。那年月粮食不够吃，每个月王交角都到巴扎上买回一面袋青稞馕，4个儿子一天一个分着吃，而他自己和爱人却吃野菜。儿子王银喜对我们说“父亲一辈子没吃过饱饭。后来日子好过了，父亲得了癌症。有一次他见我手里提了一兜白面馒头，眼睛一下亮了，我看出父亲想吃。我掰了一块送到父亲嘴里，父亲嚼着嚼着一下吐了出来。他已经不能进食了。一想到这幅画面，我就想哭，当初我吃青稞馕时为什么不知给父亲掰一块呢？”

王毛孩原名叫王茂海，1943年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干的都是炊事员、饲养员的活，所以才保住了一条命。1968年，团里安排他到学校挑水，学校有七八百名学生，学校伙房距水坝有三四百米，他就这么天天挑，一直挑到离休。后来，他脑子糊涂了，今天问他多大，他说75岁，明天再问，他又说是79岁。但有一件事他不糊涂，他家里有一台留声机，天天听东方红，一天没落过。

王斗志原名王同孩，1938年参加八路军，1950年入党，在部队也是饲养员。穿越大沙漠时，也是牵着骡子过来的。由于身体不好，团里安排他在学校种菜。有一年他在收音机里听说河北老家受灾了，就将自己4个月工资（200多元）寄回去。现在仍有不少老人说起这事。
另一个老八路叫王定志，我们只是在四十七团老战士的名单中查到了他的名字。没有听到他的故事。

荒原小夜曲

在四十七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部队整编后不久，王恩茂来到老部队看望战士。在检查了生产后，王恩茂问战士生活得怎样？一位叫王保同的老兵站起来说：“报告，我都40岁了，还找不到老婆，请首长给我们在昆仑山上修座庙，我去当和尚。”王恩茂听后笑了，大伙儿也都笑了。

这次采访我特意核实有没有这件事，老战士的回答是确有此事。

其实，不少老战士怕到新疆找不到老婆的顾虑早在酒泉就有了，在二军的一份总结中我们看到：尽管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其他顾虑都消除了，但担心找不着老婆的顾虑仍然没有消除。

老战士找不着老婆的苦日子就那么几年，后来陆陆续续都找到了老婆。用老战士的话说就是“都开花结果了”。

开荒的日子是艰辛苦涩的，而他们的爱情故事却是甜蜜的。

1952年四十七团来了不少山东女兵，一个连就分了好几十个。张万斌是个有福之人，那时他是连队党支部的支委，连里让他担任女兵班的班长。其实，张万斌当兵前在老家跟着皮匠学徒，那皮匠师傅将女儿许给了他，后来他被抓了壮丁，1947年被“解放”过来，加入了解放军。写信回家，也没音讯，婚事就这么断了。“山东女兵刚来时，一个个跟霜打似的，成天哭哭啼啼的，没个笑模样。我天天领着一帮大姑娘上班、下班，教她们如何选种、播种。有一天刮大风，在地里干不成活，我领着姑娘们往回走。半道上见几棵杏树下落了一地杏子，姑娘们那个高兴呀，有的说甜，有的说酸，叽叽嘎嘎笑声连成一片。这是我第一次见姑娘露出笑脸。后来姑娘们慢慢习惯了部队生活，开始有了歌声，其中张彩莲的歌声最响，她最爱唱的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女兵班的班长也不是好当的，今天姑娘们提出想吃葡萄，我就买葡萄，明天想吃西瓜，我又去买西瓜，只要她们高兴，我也乐意。要是男战士，我连理他们的工夫都没有。能为她们服务，我的心里比蜜还甜。有一天，张彩莲的家里来信了，因为她不识字，我就替她念，原来她家房塌了，需要钱盖房。我悄悄寄了200元，后来又寄了50元。我不但给张彩莲念信，还替她写信，写好后念给她听，问行不行？张彩莲总说行，慢慢两人就有了那意思。说起念信，我们连里还出过笑话。有一次一位战士为他人念信，信中说，你媳妇（未婚妻）长大了，你快回来把婚结了。那战士恶作剧念成这样：你媳妇肚子大了，你快回来把婚结了。那战士气得不行，可回家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婚事办了后，领着媳妇回到连队。为此，那念信的战士受到处分。” （完）（韩俊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