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文化，却满心希望我们家出个文化人。母亲以为，有文化的人能识文断字，能写会算，那是很了不起的人。“你看，阿新多有文化，你要是能读到他那么多的书就好了。”母亲在我刚上小学的时这样对我说。阿新是生产队里的出纳，平时兼做了队里各户红白喜事的“先生”，春节还会给各家写几副对联。

为了这个心愿，母亲在我上小学的第一天早上，煮了小母鸡的“头生蛋”，用红纸染红蛋壳，让我背着还未装过书的空书包，先跨过门槛，母亲弯下腰，将红蛋轧过门槛，让我在门槛外接着。母亲相信一种说法：小孩吃了从门槛轧过的“头生蛋”，会专心读书，路上不贪玩，而且聪明伶俐，记性好。

我说不清吃了从门槛轧过的“头生蛋”与我读书有什么关联，只是很小的年龄里便领会了母亲要我读书识字的苦心。记得有一回白天读过的生字，晚上在家读时却忘了，父亲也不识字，没处去问，我急得直掉泪。母亲让我写在本子上，又嘱我往下读，自己点了把火出门去。母亲回来时，我已睡下，母亲把我叫醒，告诉我那个字的读音，原来母亲往返几里路，去问老师。

母亲给我讲不识字吃过的许多苦头。我6岁上小学，弟弟更早，5岁。虽然那时我们家很穷，但母亲已决定要把我们兄弟培养成识字人。

自我懂事起，母亲便已两鬓霜白，脸上皱纹纵横交错，艰难的岁月在母亲身上刻下太多的印痕，母亲惟一欣慰的是我们兄弟俩能认真刻苦读书。闲时，母亲戴上老花眼镜，拿出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在暖暖的阳光下一针针地补。每当这时，母亲总是让我搬来小条凳，同弟弟一起坐在面前，捧着书，用稚嫩的声音大声地念，母亲便在琅琅书声中得到一种满足，偶尔抬起头，望望我们兄弟俩，露出慈祥的微笑。

我高考落榜了，心里难受，母亲却满是笑容地宽慰我，毕竟，我已是村里不多有几个高中生毕业生之一。每当有人让我代写字据或写春联一类，母亲在一旁陪着，感受着一份荣耀，谢绝一切因求我写字而送上门的礼物，并倾家中最好的食物接待客人。母亲说：“你有文化了，我也应该识礼。”

后来，村里的高中生渐渐多起来，母亲的优越感渐渐失落，并开始有些恐慌，为没有送我补习而感到后悔了。

我１６岁时，母亲希望我能够成家。我各种拒绝的理由都摆出来了，仍然没有打消母亲的念头。母亲是老来得子，40岁生我，44岁生我弟弟，她希望在她的有生之年操办好一切。后来，我告诉母亲，我想找一个有文化的媳妇，所以我应该先有作为，我正在练笔。母亲不甚了然，当她知道我是想写“书”时，又惊又喜，说：“写书是圣人呐，比文化人更高级的人。是不?”费了好多口舌，母亲不再提我的婚事，时隔已久的优越感再度回到母亲身上，仿佛我已有什么大作问世。

母亲买来成捆的稿纸，成打的信封邮票，供我使用。而那时，除非逢年过节，家里还难闻油腥。

母亲一直关注着我“写书”的“进展”情况，这使我愧疚。母亲知道要成为“圣人”是实在不容易的事，倒反过来鼓励安慰我，耐心等待我的成功。

母亲终于没能见到我的文字面世。母亲临终，已不能言语，却紧紧抓住我的手，满眼是殷殷的期望。母亲至死相信我能写出书来。

多年以后，我开始发表作品，积了薄薄的一沓，出版了自己的书集，但我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文化人。每临书桌，总能感觉母亲殷殷的目光。 （完）（韩俊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