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有一日夜晚，你在团场看到有灯火游动，这一日一定是元宵节了。

圆月伴华灯，天地一派红。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这一日，如同除夕一样，大家都会着丽衣，吃元宵，燃放爆竹，耍狮舞龙，齐声欢庆。从唐代开始，正月十五兴起观灯赏灯的习俗，所以这一天还叫灯节或上元节。

尽管元宵观灯的习俗由来已久，但在我的记忆里对元宵玩灯却很难寻到只鳞片甲。我想这都是因为贫穷造成的。我只隐约记得，小时在元宵节这一日，小孩子会玩一种火把。那时，我还生活在鲁西南一个村庄里，在元宵节这一天，我们会找来一只旧箅子(鲁西南农村人家用高粱秆制成的用于蒸食物的物什)，在箅子中裹上麦草，用铁丝扎紧，绑上一个长木杆，火把也就做成了。    玩儿的方式是在夜幕降临后，拿上火把来到野外(为防止火灾，村中不让玩这种火把），把扎制的草把点燃，再熄去明火，手持长杆用力甩动，一圈圈的火光便映红了天空。几十个火把一起舞动，加之邻村小孩的火把相互衬托，那景观也煞是壮观，亦能获得快乐，愉悦身心。

幼时“玩火”的情景早已过眼而逝，真正把灯笼作为一种喜庆的饰物来把玩时，已是成家后的事了。而玩灯的也不是自己了，这种权力只有儿子才有。儿子四岁时在元宵节便开始要灯。现在我已记不真切，是因为没钱买还是没处买，那一年，灯笼是我亲手为儿子扎制的。要说扎制灯笼也不很难，我是用秫秸棒扎成方形的骨架，在外面糊上一层红纸，在纸面上画上一些鸟儿和花草，上下留出洞口，配以灯托和绳子，灯笼也就做成了。其实，我认为灯笼的做法简单是大错特错的。做灯笼是有很大学问的,一处不得要领都可能烧坏灯罩和提不稳当。这种学问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元宵夜，把灯笼给儿子点上,儿子随着一些大孩子出去玩了，但没多久，儿子就哭着回来了，我一看才知灯笼已烧坏。无灯可玩了，儿子就哭闹不止，没办法，我只好出了家门，去向一位老者求只灯笼。还好，这位老者家中还有灯笼，得到一只，这才哄住了儿子，把这个元宵节快快乐乐地过去。

我说的这位老者姓李，因她比我的父母年岁长，从小我就按照我们老家的叫法，喊她李大妈。改革开放以后，团场人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在过年过节，可以寻找一点精神慰藉了，团场人开始在元宵夜挂灯笼。李大妈有一手扎制灯笼的好手艺，每年都要扎制许多灯笼送人。李大妈无儿无女，每当有小孩向她求灯笼，她都乐不可支，情愿奉上。她也把向小孩赐灯笼作为了一种人生享受。于是，李大妈的灯笼扎了一年又一年，扎了一批又一批。灯笼扎了无数只，她也快乐了无数年。我因为有了第一次扎灯笼的失败，后来再也不问灯笼扎制之事，元宵节到了，去李大妈处求一个也就是了。

２００２年夏季，李大妈过世了。因为我不在场，我不知道李大妈的葬礼是怎样一种景象，但我敢肯定，绝对没有人会为她扎制一个灯笼。她扎制了几十年的灯笼，最后却得不到一只灯笼，就像人在世奔走劳累一样，求钱逐利，为名为欲，搞得苦不堪言心力交瘁，也许所求所欲都得到了，最终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一捧黄土埋了了事，什么都不可能带走。

灯里灯外，都是一种重量。就灯笼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有罩有烛，方为灯笼。烛借罩势，罩依烛威，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讨得人喜爱。若二者分开，此物也就失去了魅力和声名。灯罩借助灯盏可以发光，可在夜里作为指引，而白天它却毫无意义。而现今，夜晚行路已很少用灯笼了，风光了若干世纪的灯笼，也只有在元宵日才能见得天日，而在平日，要不就无它，有，也只能弃之角落。

而灯外之事却更为斑斓。美丽的灯是一种象征，它红光闪耀，祝福平安。但写到此，我却想起了梁山英雄去东京赏灯的事，因其间出了差错，一帮好汉差点丢了性命。我还想起了一个人人均知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这，全都是灯惹的祸。同时，我还想起了一个并非人人均知的典故：北宋年间，福州太守在元宵灯节时，命每户人家捐十碗(盏)灯，这对穷人来说是一个极重的负担，为了捐灯，许多人家是一片悲哭。所以，诗人陈烈愤然急书：富家一碗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碗灯，父子相聚哭。风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无妙曲。
灯里灯外，便是一个世界。（完）（韩俊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