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考察、交流的任务如期完成。

结业典礼上，澳大利亚独立新闻中心主任克里斯·那什先生，《悉尼晨锋报》首席记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露丝女士与中国报业经营管理考察团的郭团长、荣领队各自用本国的语言，发表了热烈、友好的祝辞，以美好的词汇称赞和评价这次富有成效的考察、交流活动。

短短的几天时间，紧张而有趣。考察团一行实地考察了《悉尼晨锋报》《曼利日报》《新西兰先驱报》，先后听取了两个国家的十多位报业权威、专家的讲座，双方共同围绕着国际报刊传媒业的发展趋势、商业环境下新闻媒体的决策管理、新高科技对传统媒体的挑战、报纸发行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及如何将迷恋网络的年轻人转变成报纸读者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学习的内容很多，收获也很多。
接下来的程序是双方相互赠送代表着友好、友谊的小礼品。

克里斯先生笑容满面地接过礼品盒，当众撕开精美的包装纸，见是2008中国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很是高兴，双手捧着举过额头，向人们展示，尔后笑道：“中国，巨人一般行进，发展很快。几年前去过北京，没有看够，还想再去。”好客的郭团长及时发出邀请：“明年北京奥运会时，带上您的记者采访团来北京，您将受到热情的欢迎。”克里斯听罢更加乐了：“那是件有意义而愉快的事情。”

中方领队荣先生要拘谨些，接过好看的礼品盒，不知如何是好，脸上呈现出不好意思的神态。大约是国内的公务交往中不兴送礼收礼的缘故吧。

这时，站在一旁的澳洲多元文化出版社的胡先生有些急。这位中国留学生已在澳大利亚工作多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此次考察活动就是他的一个策划。他忙上前向荣先生提示，应按西方国家的习俗，当众打开礼品，并表示喜欢。

荣先生忙撕开包装纸，打开礼品盒。一个儿童玩具模样的小袋鼠，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小工艺品在街上的商店、小摊点上随处可见，价格也不贵。只是大伙儿瞧着有趣，加之胡先生的提示，便长一声、短一声地替荣领队赞叹起来，教室里响起了“哇塞！”“好好看唷！”的感叹声，或许夸张得过了头，大伙忍不住自己先笑了起来，随之又变成欢乐的掌声。

轻松、欢乐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人。胡先生又进一步向荣先生提议，可以和露丝女士拥抱，以示亲切和友好。胡先生说话的声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满教室的人都听得到，倒让荣先生为难起来。露丝女士作为澳方的组织者和联络人，除去专题讲座外，还全程陪同，与大家朝夕相处，彼此已很熟悉，很融洽。尽管如此，荣先生还是感到了尴尬，片刻的迟疑后，上前与露丝女士握手。

因是程序外的事情，有些意外，荣先生原想握个手，说两句赞美的话应付一下场面就行了，可又立刻感到不够分量，不太合适。于是调整了一下思绪，真诚、认真地评价了露丝女士严谨的工作精神，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渊博的文化、新闻知识，并发出邀请，愿在中国期待着露丝女士的考察和文化交流。这让露丝女士很感动。

会后，仔细琢磨，荣先生没有去拥抱露丝女士，倒不是止于胆怯和羞涩，而是对中国文化所孕育的细密及分寸感的把握和体现。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文化理念及生活方式，在相互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中，难免会有碰碰撞撞的事情发生。虽不像战场上刀枪相见的较量，血与火的洗礼，但文质彬彬的交往中面对的差异和矛盾仍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承认、正视差异与矛盾，并能否运用文化的力量妥善处置。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表现得似乎更为直接和主动。不少的西方政要一踏上中国土地，立刻装扮成耶稣的模样，开口便是“你们的人民应该有更多的民主”“你们该有新闻法，给新闻以自由”等等诸如此类大而无当的话，很富有进攻性。好在中国人沉着应对，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亮剑”吧 。

较为经典的当属中美关系“破冰”之际所发生的故事。那是1971年的秋季。身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率队首次公开地来到新中国，为将要到中国进行访问的尼克松总统打前站。随后带来了一份早已写好的拟在总统访华时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然而，公报草案忽略了中美两国曾打过仗，并敌对、隔绝了20多年的现实，一味地用外交辞令，通过许多华丽且模糊不清的语言，来表达双方有许多的共同点，可以建立起友好关系。

当基辛格充满自信期待着回应的时候，却遭到中国的断然否定。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公报，既不解决实际问题，还会导致更深的矛盾，随即提出中方关于公报草拟的思路和见解。美国人似遭一盆冷水泼面，很是沮丧，一时怨言四起：“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被中国扔进了垃圾箱！”“中国的观点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公报在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好在基辛格博士以超人的智慧感悟到中国文化的真正含意。他深为钦佩周恩来钢铁般的意志和非凡绝伦的工作艺术，从那充满人格魅力的爽朗笑声中，领悟到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不息的信念和尊严。他急速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与现实不符的差距，调整思路，并积极地引导团队的其他成员：“要公开承认中美两国存在的分歧，那么，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当然，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且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思想通了，一通百通。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断然抛弃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旧提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新论断。

当周恩来听罢基辛格的新表述后，开怀大笑拍手称赞，放下其他公务，专请基辛格一行吃北京烤鸭，喝茅台酒。

当尼克松访华成功，发表了轰动整个世界的上海联合公报，总统先生高兴得有些情不自禁：是我改变了世界。

当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中听完汇报，放下手中的《资治通鉴》，会意地笑道：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否则，大老远地跑到中国来干什么。

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密切，行业间的学术交流，企业界的联手合作，连平民百姓出国旅游观光也都是平常事。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固不能像领导者作出重大决策影响世界，但位卑不敢忘忧国，以行进中的微小步伐，传承着中华文明，探求人类和谐的真谛，以实现社会文明与和谐进步的一大步。

记得是开课的第一天，授课老师介绍澳大利亚传媒环境及报纸相关问题时，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所有的报纸都是个人开办的，它们独立于社会，具有非常重的反政府倾向。这个命题虽不新鲜却很重要。因为许多的西方政治家或新闻界人士都坚称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独立于政府、议会、党派之外的另一种势力或权力。讲到得意处，还不忘说“中国新闻不自由，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记者的监狱”之类的话。

大伙儿来到了这里，便想具体地了解一下西方人所说的新闻自由，报纸为什么有非常重的反政府倾向，而在实际运作中又是怎样反政府的。

政府官员工作中出现失误，报纸就进行严厉地批评。这是一种解释。

这个观点不能让人信服。国内的各种媒体开设的“监督岗”“群众来信”“新闻调查”“焦点访谈”“新闻眼”，还有被艺术化的“骆驼刺”“仙人掌”等许多专栏、专题，都是专门进行批评报道的。群众喜欢这些栏目，却不认为是反政府倾向。何况开展有效的舆论监督，还是政府授予媒体的一大职责呢？我们总不能说政府有反政府倾向吧。

政府官员中出现腐败的事情，报纸就予以揭露、曝光。这是另一种解释。

这一论据也不能说服人。中国的报业中，从《人民日报》到各省、市的党报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大到国家高级官员，小到乡长、村长，凡有腐败行径都会一一被披露、曝光，干部群众看了都称赞党和政府干得好，做得对。这怎么能算反政府倾向呢？

由于讲得笼统，听不明白，反而把大家的好奇心给勾上来了。

这天上午，第一专题讲座的时间结束了，可大伙儿还在提出问题，进行深层次地探讨，无法下课，也没有了课间休息。准备进行第二个专题讲座的保尔布达通讯公司的总经理保尔先生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站立在教室后面，静听着大伙儿讨论，等候着下课。

刚下课，紧接着又上课了。当露丝向保尔先生介绍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时，保尔·布达轻松、潇洒地挥手向大家问好。趁露丝还在说话之际，他把咖啡杯上的盖子打开，用食指刮下盖内积淀的物质，然后送到嘴里吸吮。大伙儿见了好笑。在中国，成年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若是哪家的孩子吃手指头，肯定会遭到家长的训斥，并被告知是不讲卫生的行为，会生病的。

讲课时，相互间又一次围绕着政府、社会与媒体的关系进行探讨，问题越讨论越具体、越深入。不曾想保尔先生先急了起来：你们提的问题，我不太明白。我倒想问一下，在你们中国，媒体究竟是怎样受政府制约和管制的，有多少不自由的问题。

此刻，正应了最好的防御是进攻那句兵家之道，只是改变成最好的回答是反问了。见主人受窘，大伙儿都成了国际友好人士，不宜学着鲁迅的样儿去打落水狗。一时悄声无语。

细心的露丝从大伙儿的脸上堆积的疑惑看出了什么，站在一旁没有说话，但我敢肯定，这个场面一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当与大伙儿再次相见时她坦然说道：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名记者、编辑，必须明白自己的报纸是属于哪个党派的，是为谁效力的。弄清了这个问题就弄清了自己该写什么样的稿子，该编发什么样的稿子。假如没有弄清楚，就会很危险。可能在第二天你到办公室来上班的时候，会有人对你说道：“噢，对不起，你的位子已被别人坐了。”这样，你就被解雇了。

露丝平静地讲述着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让人解开了疑惑，同时也弥补了保尔的缺憾。随后的考察交流活动中，此类的碰撞时有发生，如商业环境下的媒体受金钱困扰问题、媒体价值观变形问题等等。每到此时，人们的语速在加快，语音在提高，血液流速也在加快。好在大伙儿不是司法人员去清查问题，而是友好地交流、探讨，争论很快归于平静，气氛又回到了友好的状态。（完）（韩俊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