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和上海都分别进修过两年，结识了同学一大帮。近些年，人到中年，同学间交往愈发频繁，同学彼此知根知底，谁睡觉打呼噜磨牙都一清二楚，自然有回忆不完的共同话题。他们尤其没忘记我在饮食方面的一大爱好，特喜欢吃炒田螺，常常是他们还没有“唆”出几个，我的跟前已收获了一大堆战利品了。他们说与我比赛吃炒田螺，纯粹是班门弄斧，龙宫比宝，关公面前耍大刀。

和吃油泼辣子一样，吃炒田螺我也是有“童子功”的。记得和田螺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8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带我回湖南老家探亲。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湖南和新疆一样，物质极度匮乏，母亲曾给我描绘过无数次的老家屋后满山的橘树根本就没有见着；号称“鱼米之乡”的地方米倒是有，但都是糙米，口感并不好；母亲多次念叨的“鲟鱼头，鲤鱼尾，草鱼肚皮，鲫鱼嘴”基本上就没有“穿肠过”，只有外公屋前的水塘里游弋着为数不多的小泥鳅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鱼，大舅下水去把它们捞出来给我们打打“牙祭”。再有和肉沾边的就是水塘边石头缝里生长的田螺了。

那一次在老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摸田螺。我和大舅家的两位表哥一起下到塘里去，他俩都有极好的水性，可以在水塘里来回“驰骋”，我是旱鸭子，只能有选择地站在不会危及小命的地方。石缝里的田螺倒不少，但大多都太小，大概是表哥们嘴太馋，摸得太勤的缘故，田螺生长的速度跟不上。我们把大一些的捡进桶里，小的扔回去让它们慢慢长，这样能够继续地享用它们。我们把摸到的田螺提回家来，母亲和大舅母一起动手，先把它们洗干净，然后用针把田螺肉挑出来，再放进清水里洗，用小青椒爆炒，味道好极了，就是量太少，不够塞牙缝的，聊补无肉之炊而已。大舅家实在太穷，又要赡养外公，太不容易了。山上的草还没长高就割来烧了，没柴烧，外公他们都不喝开水。我永远也忘不了，大舅曾红着脸向母亲借10块钱，说是到公社去赶集买点煤烧。那次探亲回来，母亲每年都给大舅寄钱，一直到外公、大舅相继过世。

后来，上个世纪80年代，父亲和老家也恢复了联系。我在内地进修期间，好几个寒暑假都是在湖南衡阳老家度过的。这也成了联系父母亲和老家的一座桥梁。那时老家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鸡鸭鱼肉都不再是稀奇之物，田螺也有了新的吃法。无论到了父母亲哪位亲戚家，一见到我这位好吃田螺的新疆外甥、侄子来了，立马就去集市或是菜市场拎半水桶回来，不贵，也就两三角钱一斤。先用老虎钳子把田螺的顶端钳去，再倒上清水泡，隔一段时间就换水，最后再洗干净，到这会儿炒田螺就可以正式进行了。炒时当然要放朝天椒，生姜、大蒜和花椒、胡椒、八角之类的多种调料，还要添上水多煮一会儿，这样味道才能全部进去。炒好后盛进一个大盆子里端上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唆”，那种热气腾腾的场面，真是体现了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吃炒田螺要的就是情趣，要的就是大酒大肉腻味之后的一种新鲜感，要的就是虽然嘴唇辣得受不了但却是欲罢不能。刚开始你对付藏在壳里的螺肉的时候得用牙签，技艺到了我这个级别，嘴唇一“唆”就进肚了。湖南人把炒田螺干脆就叫做“唆螺”，真是太形象了。

我有湖南人的血统，有这样丰富的吃炒田螺的经历，自然在重庆和上海是“打遍”同学无敌手。即使范围再扩大，对手肯定也不多。回到新疆，曾郁闷了许久，嗜好得不到满足，技能得不到施展。如今可好了，在乌鲁木齐，在伊宁，在夜市，在菜市场，在超市，在一些湘菜馆，到处都有炒田螺的身影，麻辣的，三鲜的，应有尽有，我是隔三差五就能一饱口福。总在想，什么时候也发一回“少年狂”，去天山街菜市场拎一桶田螺回家来，咱亲自下厨，把当年那一帮同学哥们都请来大“唆”一通，该有多爽？（完）（韩俊华编辑）